文 / 黃舒楣
近日，台北縣政府強制拆遷三鶯部落，引發爭議。一方面，執行拆除手段之粗暴及政治人物的誠信問題，已遭撻伐；另一方面就法制面來看，以「行水區不宜居住」作為拆遷依據背後的行水區劃設是否公平合理，也值得爭議。但是，被迫遷的原住民在政治、經濟上的結構性困境，從過去到現在，似乎已被社會默認，卻得不到政治負責，觀看當下總統候選人的政見，補償性措施不少，正視原住民主體性的具體政策則難見。
三鶯部落居民傷痛何來？藉由傳媒，不難窺見拆遷現場的廢墟殘礪，居民的茫然、悲傷或憤怒，這「傷痛」也曾多次發生在樂生院或其他城市邊緣社區中。然筆者以為，一個走向多元族群的社會，應該要關心類似事件中的兩重要議題。
第一，反覆出現的迫遷現象，並非只是一小群流離失所的人的苦境，而更反映了整體社會的病徵。刻意被邊緣化、特殊化的聚落或社區，和其所在的大環境息息相關，相互生成，三鶯部落最早即因五零年代工業、礦業勞工需求，為業主由台東請雇而來。但主流媒體報導所呈現，往往簡化了原住民聚居之形成，甚且被化約為族群特性的問題。日前中時報導指出「原住民喜歡居住在空曠地區，衍生在河川地蓋違建問題...」（見三月一日「河川地上蓋蓋拆拆、無解」報導），即為一例。
這群阿美族人為什麼來到都市、聚居在河川邊緣？為什麼他們寧可一再地回聚落重建？這絕非原住民天生偏好，是否應多瞭解弱勢社群內部的社會支持與生活處境？而國宅安置方案是否有租金過高、適用性不足的問題？也應充分檢討。
第二，對任何人來說，是在被強迫拆遷的情況下失去住所，除了住屋財產損失，還失去人、環境、生活文化之間的共生關係。原住民絕對沒有隨遇而安且還能保持傳統文化的特異功能，文化認同和地方感必然會在一次次的搬遷流離中消逝。誤以為原住民的居住權和文化保存能夠被分開安置在「文化部落國宅」和博物館中，實為無知的幻想。而「迫遷」更是無視人權的粗暴手段，處理任何聚落課題，無論公部門依據何等理由，實應代之以充分理解與協商，避免重複錯誤暴行。
如果我們繼續持著偏見和誤解，無視於原住民基本權利、生存困境、整體環境規劃檢討，我們將不斷看到都市邊緣聚落之產生、再被強迫拆除，溪洲部落也許就是下一個三鶯部落。這極可能是我們共有的不堪歷史，如同澳洲政府造成那「失竊的一代」。我們能不能在來得及的時刻，預約一個不需要道歉的未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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